cg 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区分具体案件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当宽则宽、当严则严、罚当其罪。
随着政府行为方式的变化,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也会受到影响。所谓矫正的正义,指不管什么人,只要损害了别人的财产、权利,都要给予同等的补偿,适用等价交换的原则,适用于处理民刑事案件,用以矫正并恢复被损害者的利益,是一种补偿性的公正。
实现经济社会协调科学的发展,要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快社会发展,在调整经济职能的同时,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一,公平原则要求政府与公民在服务型政府构建中法律地位和人格平等。服务型政府法治化应该坚持合法性、公平性、公开性、民主性、连续性、适应性原则,我国服务型政府法治化改革应该立足我国国情和现有阶段,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服务与管制的关系。从审判实践看,目前要求行政机关履行公开政府信息职责的案件数量占多数,其他类型案件相对较少。虽然其中会出现一些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但总体上应该是行政诉讼案件。
政府职能市场化,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营部门。一些地方政府往往由于过度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了政府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职能,存在着管理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26]参见蒋清华：《支持型监督：中国人大监督的特色及调适——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为例》，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
无论哪个机构掌握了合宪性审查的权力，都可以基于宪法的最高效力，通过宣布规范性文件或行为违宪，使它们失去法律效力，从而校正违宪行为，恢复宪法的规范秩序。宪法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根本法，但仅有宪法，仍不足以有效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总之，备案审查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位和职权所衍生出来的制度形态。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实现了突破。
任何一部规范性宪法都自带这一内涵，不需要宪法做出特别规定。不过，在审查时，审查机关只需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为依据进行合法性审查，处理其与法律抵触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其涉及的争议。
对此，或许存在不同意见。另一方面，法规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这个法律又是有效的，它并不违反上位法，这导致备案审查无法作出最终判断。所以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可以增加执法人员以一定方式检查驾驶人是否在行驶中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权限，当然不一定是查阅、复制当事人通讯记录。具体来说，备案审查是关于规范性文件的内容管理方式，以法律为准据要求规范性文件与法律保持一致，带有命令——服从的行政运行逻辑。
它的权力基础就是宪法这个高级法自身。然而，披露的这些例证并没有明显的合宪性审查特征。其二，备案审查虽然不直接审查法律，但可以甄别出法律的涉宪法争议或违宪质疑。一方面，在尚未立法的领域，备案审查机构在贯彻实施宪法的要求方面，并没有相对于国务院、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当然优先性。
谭清值：《合宪性审查的地方制度构图》，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2期。因此，它在发现法规是否存在宪法争议上是不全面的。
宪法监督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制度的体系。在确保国家法制统一的目标下，备案审查也维护了民主集中制，反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横向与纵向上的特点，即一府一委两院服从全国人大、地方服从中央。
实际上，这是备案审查发现了法律可能存在与宪法相抵触的情形，但这个法律并不是备案审查的对象，而是另行引入的案外依据。[46]然而，这类观点的背后预设逻辑正是分散审查，即合宪性审查是一个分散的宽泛的概念，没有独立程序，也没有统一标准，而是分别存在于立法程序和备案审查程序之中。换言之，备案审查具有自上而下行政控制的管理特征。存在合宪性问题的内涵宽泛，这一立法思路实际上扩大了有关主体的判断空间和权力范围。集中模式的例证还有法国的宪法委员会，不过它现在越来越接近一个宪法法院。因此，分散既是指审查机构分散，也是指审查的程序、标准分散。
其他接收规范性文件备案的主体应将需要进行合宪性审查的规范性文件移送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该办法第36条规定：对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审查研究，发现法规、司法解释存在违背宪法规定、宪法原则或宪法精神问题的，应当提出意见。
如果是合宪性先决提请，由工作机构根据合宪性审查的决定再重新启动备案审查程序，分情况处理。例如，有学者主张，立法工作机构在立法程序中对法律草案进行事前的合宪性审查，在备案审查程序中对法规进行事后的合宪性审查，它们分别是中国式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前端和后端。
[49]林来梵：《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政策论思考》，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13]《立法法》也规定了国务院、省一级人大常委会和政府的备案审查，但主要涉及权限，程序交由相关机关自行规定。
实际上，合宪性审查的关注点在于立法权、立法过程和法律品质，在反思法律以及法规问题时，一方面要考虑规则条款是否抵触宪法，另一方面也要考虑立法是否与宪法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内涵一致。这也促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履行立法职责，是针对立法懈怠的一种督促机制。于是有人认为，这就是备案审查中的合宪性审查，进而将备案审查混同于合宪性审查。然而，这种做法违反了规范相邻的位阶理论，[32]与备案审查的基本运行逻辑不符，也没有实质性解决问题。
[11] 虽然宪法作了这样的规定，但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缺少相关立法和具体制度安排。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受理全国人大法工委提出的提请之后，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采纳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的申请报告，据此形成审查案。
其三，备案审查机构负有处理在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同宪法相抵触或存在合宪性问题的规范性文件的法定义务。分散审查导致的宪法解释标准差异、解释结果差异，影响民主集中制的贯彻落实和宪法权威。
然而，这一模式的缺点也是明显的。最后，重构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的关系，有利于备案审查制度发展和备案审查工作开展。
[23]这种功能正是源于宪法所具有的政治和法律的两重属性，它在西方分权宪法体制之下表现得尤为显著。[2]2020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刊登了拘束全国人大内部机构的程序性规则《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以下简称：《备案审查工作办法》），[3]其第20条、第36条规定，备案审查过程中可以进行合宪性审查研究。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审查机构认为本案中的法规不存在直接与宪法相抵触的问题，但其越权与宪法相关。
在《立法法》新一轮修改过程中，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的关系，这既有利于备案审查制度建设，也有利于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其次，在尚未立法的领域，有权制定机关直接依据宪法制定行政法规、省一级和较大的市一级地方性法规，体现了它们较为强势的政治自主意志，备案审查机构缺少审查的权威性。
（2）相关事项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以法律作为直接依据，且与法律一致，但与宪法抵触。正是因为权力基础存在差异，这两个制度的目标功能也有根本不同。
从逻辑上看，越是层级低的规范，越是细致、具体和明确，从而更有可能直接影响公民合法权益。审查意见认为：该规定不符合保护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原则和精神。
